我要以身作則
我不由得追問父親︰“白天，你和儲安平還說了些什麼？”
父親說，他們會晤的時間不算短。老儲的話少，他的話多。自己主要是詳細講述了在四十年代創辦農工黨機關刊物《中華論壇》時的體會，覺得當總編輯，有兩個好處。一是可以網羅人才；二是可以肩負起政治責任。
別看父親沒有直接辦報，其實，他和儲安平一樣，對辦報、辦刊，也懷有一股持久的熱情。我記得（19）56至57年那段時間，父親在“農工”（即中國農工民主黨）也在改進宣傳工作。主張內部辦“政治通報”，主張恢復解放前的雜誌《中華論壇》，還要把半月刊的《前進報》改為旬刊，再由旬刊改為周刊，將來再進一步改為報紙。
父親說︰“從今後的發展趨勢看，每個民主黨派都要辦一張報紙。遺憾的是，“農工”不像民盟有這方面的進階人才。所以，因人手奇缺而遲遲沒有行動。”
2月27日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，做了《關於正確處理民眾內部矛盾的問題》的講話。講話強調的就是要堅決貫徹執行“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”、“長期共存、互相監督”方針。老人家的英明睿智、幽默風趣，溫熱了知識分子因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而灰冷的心，也扭轉了民主黨派當於建國後壽終正寢的看法。
父親興奮異常，立即在民盟以個人的身分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，民盟印發了講話記錄稿。儲安平看到父親在民盟的傳達稿，也異常興奮，立即建議九三學社中央轉發。
“春色滿園花勝錦，黃鸝只揀好枝啼。”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和章儲二人一樣，他們的內心渴望著一種承擔的機會。這種承擔，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，也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需要。而毛澤東的講話，則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渴望和需要。
不久，父親約了薩空了，與儲安平做了一次談話。這次，儲安平大概是有了接手“光明”的打算，便坦言辦報的種種顧慮︰既然歸屬於民主黨派的《光明日報》需要“放”的辦報方針，那麼“放”到什麼的程度？大知識分子有意見的話，要不要講出來？要他們說真話還是說假話？如果報紙還仍舊停留在擁護“百家爭鳴、百花齊放”、“長期共存、互相監督”的口號上，發表這樣的文章有誰看？──這些顧慮不僅是總編輯面臨的大問題，也是一個社長應該考慮的。所以，父親和儲安平都一致主張要向統戰部討個明確意見。於是，既是中共黨員也是民盟成員的薩空了很快把問題會報上去。
時任統戰部次長的於毅夫在3月26日專門寫了書面會報，把章儲談話內容報告給負責新聞宣傳工作和統戰工作的胡喬木、周揚、李維漢及徐冰（即邢西萍）。據說，胡喬木一直很欣賞儲安平的才干，竭力主張由他出任“光明”總編輯。
就在儲安平心裡早有了接任《光明日報》總編輯的底牌之後，九三學社中央也決定請他兼任“九三社訊”主編。接到這個任命，他想大干一場。這裡，他有意借“社訊”主編之職，做“光明”總編的熱身。但除此之外，他還存有一個潛在慾望──儲安平在九三學社不過是中央委員、宣傳部次長，這顯然較之前任《光明日報》總編輯胡愈之的地位，矮了一截。儲安平素無操縱他人的野心，卻有著中國士大夫式的心態，懂得這個國度裡職務與地位間的差異會給尊嚴帶來的挫傷、乃至危機。為此，他必須付出才情學識與“以身殉道”之精神，求得社會應該給予的政治承認和相應尊重。有了這個潛因的存在，儲安平對區區“社訊”，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熱誠，便是十分自然和能夠理解的事了。
他到任後，便對九三成員說︰“我要以身作則，扭轉大家對社不關心的風習。”
他每周到九三機關辦公兩次，並事先打電話告訴既是好友、也是九三成員的袁翰青 、樓邦彥 ，希望自己去上班的時候，他們也能去。
他參加社內各種會議。
他四處徵求九三成員對“社訊”的意見。
他五次登門拜訪許德珩，爭取這位九三主席的理解和支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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